傅雷家书,深忆傅雷及浅思文革

  楼适夷先生在《读家书,想傅雷(代跋)》中已流露了对傅雷家教过细过严的“不以为然”。而我以为还有更值得我们重视和深思的问题:傅聪犹如一只邀游世界的凤筝,不论多远多高都有一线牵连着傅雷的家教:傅雷的家教以其教子的成果证明了它的真理性。但是,以其生命实施这家教的傅雷却保存不了自己的生命。这,究竟出了什么问题?一个连自己的生命,这最起码的权利都保存不了的知识分子,他实施的家教,是否必须重新审视呢?这个问题当然远远超出了傅雷夫妇个人的生死之谜。

可文化大革命带来的厄运并未就此结束,早在1958年受政治局势所迫而出走英国的长子傅聪被冠上“叛徒”的称号,不仅不能回国,还被舆论唾骂和指责。次子傅敏在北京也因此被批斗,数次自杀却被救,被救回后又会遭到更加严酷的对待,真正成了“求生不得,求死不能”的状态。两兄弟也失去了联系,直到父母平反前才相见。

  但是,傅雷由此以为“恐怕世界各国都要为之震惊”,甚至“科技落后这句话,已经被雄伟的连拱坝打得粉碎了”,却不仅是过分乐观,更重要的是说明了中国知识分子的视野已与世界有所隔绝;中国知识分子开始落入“井底”,并从“井底”仰头看“天”。当一个中国知识分子确认“天”就是井圈那么大的时候,他不仅失去了对“天”的认识,更严重的是失去了对“井底”的认识,以为这就是认识世界的最佳“好望角”。这正是一代中国知识分子的悲剧。他们把别人像中药配方那样的“配方新闻”,当作通晓世界、把握真理的捷径。他们有眼,却不用自己的眼睛去观望五洲风云;他们有耳,却不用自己的耳朵倾听四海风雷。今天,一个普通老百姓都不至于看到中国科技突飞猛进的发展,而引出中国与发达国家在科技上的差距已经消失的结论。而那时,像傅雷这样的杰出的知识分子也不承认差距严重存在的事实。可见,若干年前亿万中国人虔诚相信一个人可以“洞察一切”的神话,就并不奇怪了。

抛开天资上的悟性和自身的修养不说,第一或许就是他将真诚的感情投入其中。在翻译完《名人传》后,他致信作者罗曼•罗兰,写道:“读尊作《贝多芬传》,读罢不禁嚎啕大哭,如受神光烛照,顿获新生之悟,自此奇迹般突然振作……”白话则是:读完此书被其感染到嚎啕大哭,如获新生,突然就从苦闷的情绪里振作起来。可见他对作品、对人物的感受之深,并将对作品、对人物的感情投入到翻译中。他在家书中也不止一次地对傅聪强调过“感情”的重要性,无论绘画还是音乐,真诚的感情才是打开艺术之门的钥匙。他也举出了例子,譬如在绘画中,如果一个画家只追求色彩,而这色彩有没有感情的根源,这就有些舍本追末了。我想写作亦是如此,倘若作者没有对笔下之人、笔下之物、笔下之事等投放自己真诚的感情进去,那恐怕写出来的文章也不足以打动他人。当然,一味跟着感情走当然也不行,傅雷继而指出感情过多也得自制,要控制感情,而不是让感情控制住。

  《傅雷家书》的文化格调应该说是“顶级”的。傅雷本人对古今中外的文学、音乐、绘画涉猎广泛,研究精深。而他培养的对象又是从小接受良好的家庭教育,终于成长为国际钢琴大师的傅聪。楼适夷先生称其为“一部最好的艺术学徒修养读物”是并非夸大其词的赞扬。

偶然在网上看到一个视频,采访的都是都市里二十多到三十岁左右的年轻人,让他们谈谈个人对文化大革命的看法和感思。采访中几乎所有人的回答都接近“一直都听说,但不是很了解”,更有些是“不知道文化大革命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作为一个90后,看完这个视频后我觉得很怅然。

  而我们必须追问,为什么,为什么我们不能保护美,创造美?为什么我们只能眼睁睁地看着美的毁灭?

傅雷一生都恪守“学问第一、艺术第一、真理第一”,将家人、朋友、亲属等都摆在这之后。他每天早上一起来便用最快的速度洗脸、穿衣、吃饭,而平日工作的时间,尽量不接见客人,也不出门。万一有了杂务打岔,就在晚上或星期日休息时间补足错失的工作。他说:“只想鞠躬尽瘁,活一天便做一天工作,到有一天死神来叫我放下笔杆休息的时候才会休息。”他对学问事业孜孜不倦、鞠躬尽瘁,写下了《世界美术名作二十讲》、《贝多芬的作品及其精神》、《独一无二的艺术家莫扎特》等众多文艺评论文章。他翻译的巴尔扎克的众多作品被学界评价为“没有傅雷,就没有巴尔扎克在中国”以及他翻译的罗曼•罗兰的《约翰•克利斯朵夫》《名人传》等在业界更是堪称完美版本,至今无人企及。

  而所谓“人”在傅雷心中又是具体而微的,不是一个愿望,一个口号。大到对世界、对人类、对祖国的忠诚与献身精神,小到对自己的事业的严谨,对父母的孝敬,对妻子的理解,对友人的宽容……并且具体到了一个乐段的处理,一位友人交往,以至于言谈举止也都一一告诫。“手要垂直,要人立直”,也使我这个读者印象深刻。

但这位卓著的翻译家、评论家在爱情中也犯了许多常人都会犯的错。他在婚后爱上过另外一名女子——成家榴。张爱玲在受到傅雷对其文章的批评后更以这段韵事为素材,写出较为夸张的《殷宝滟送花楼会》来讽刺傅雷。在他人眼中,成家榴是位非常漂亮、气质非凡、让人不由自主爱慕的女人。她与朱梅馥完全不同,偏外向,极具才情意趣,能与傅雷在艺术上进行高雅的交流。傅雷一度非要她坐在旁边才能翻译出作品来。成家榴尽管深爱傅雷,但最终被其妻朱梅馥的善良、大度、温厚所打动而主动退出,至此两人再无情感上的纠缠。在之后的日子里,傅雷专心学术、教育孩子,朱梅馥则包揽琐事,同时也充当他的秘书,为他做卡片、抄稿子、接待不速之客等等。如果没有这样一位温柔善良、宽容体恤的好妻子和好母亲,傅雷的成就恐怕得大打折扣,更不会有傅聪、傅敏这样两位出色的孩子了吧。

  在人性中,母性是最伟大、最无私的。再加上朱女士又是一个既有东方文化素养,又经西方文化洗礼,既端庄贤淑,又开放通达的女性,她的母爱中融合了文化之美。在那环境险恶的年代,在个人安危毫无保障的日子里,她心系远方的儿子和孙子。她克制着内心的恐惧和痛苦,把坚强、安详、无微不至的关怀,传送给漂泊异国他乡的亲人。一件为孙儿一针又一针织出来的毛衣,情重如山,她却为“礼薄”而不安;为了让孩子在异国感受到家庭的温馨,她一丝不苟地写下了几个菜肴的制作程序,唯恐疏漏一个细节。

第二或许就是他出了名的严谨认真和一丝不苟的态度。他始终以“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的严谨认真态度要求自己——“文字总是难一劳永逸、完美无疵,当时自认为满意者,事后仍会发现不妥”、“翻译工作要做得好,必须一改再改,三改四改”等等。他的《贝多芬传》动笔最早,却是十年后重译的,译笔和初译大不相同,《高老头》也是多年后再重译。可见傅雷在翻译道路上极为严谨认真的态度和不懈地虚心求进的精神。但也正是他这种对学术极为严谨认真的精神加之不愿理会人情世故以至于给很多同事、同行留下了狂妄傲慢的印象。

  傅雷深刻地懂得,艺术即便是像钢琴演奏需要严格的技术因素,但绝不是“手艺”,而是全身心、全人格的体现。他说:“我始终认为弄学问也好,弄艺术也好,顶要紧的是humain(按:法文”人“的意思),要把一个’人’尽量发展,没成为某某家以前,先要学做人;否则那种某某家无论如何高明也不会对人类有多大贡献。”

傅雷(图片来源于网络)

  傅雷先生、夫人,安息吧!我们这一代知识分子将勇敢地承受你们的生命之重!

他一生都在孜孜不倦地研习学问,不愿浪费一时半刻,态度严谨认真、一丝不苟,性情耿直刚烈、嫉恶如仇,家人、朋友,爱情、友情,都不及学问、艺术与真理在他心中的地位,却始终淡泊名利、进行自我批评,最终在翻译领域和文艺评论上都取得了卓著成就。他也曾犯过些过错,但最终都被他酿成了感悟。不仅他自己的一生值得我们学习,而且在对两个孩子傅聪、傅敏的教育上让我们终身受用。他写给长子傅聪的书信被编成了既是教育之书又是修身之作的《傅雷家书》并多次再版,感动数百万读者,成为经典文学。他走了,但却在历史的长河里留下了其一生的经历、作品、人格都值得我们细致体会。

  如果有更多更多的人,共同发出这样的追问,我想,这是人类的希望!

在文化大革命这场浩劫中,受到凌辱和迫害的文化名人多如牛毛、不胜枚举,可以说是无一幸免。或许是多年来对《傅雷家书》的百读不厌,或是对傅雷先生将学问、艺术、真理永远摆在第一位的崇敬,又或是对他刚毅正直人格的钦佩,亦或是对傅雷夫妇不堪重辱含愤自杀的痛心与惋惜,在看完这一视频后我最先想到的便是他。

  1956年6月,傅雷以极其兴奋的口吻告诉儿子,他参观了淮南煤矿、佛子岭水库、梅山水库,为祖国的建设,为人民急起直追的勇猛精神,感慨系之。特别是佛子岭工程全部由中国人自己设计,自己建造,他感到无比骄傲。应该说,这样的感觉正常、正确。中国确实在自己轨道上超越历史地发展着。

在头衔繁多的学术界,许多大师的头上都冠着这个“家”那个“家”的称号,但傅雷始终是一股清泉,恪守“富贵于我如浮云”,淡泊名利,只愿安心做学问。他本在上海美专教书,后因看不惯他人“商店”作风的办学态度,便以丧母为由辞职。后来又有学校请他,但他看不惯学校明里暗里的斗争便回到上海专心翻译,从此仅以稿费为生。

  问题的深刻性,还在于傅雷在中国知识分子群中还是个最具有独立意志,最能进行独立思考的人物。重编本给我们提供了这方面的例证。如以前“为尊者讳”,没有编入傅雷提到周扬、茅盾、老舍等人的信件,现已编入。这些信给我一个印象,周扬、茅盾、老舍都是杰出的文化人,但他们离官方更近些,因而独立思考的冲动更少一些;傅雷与他们相比,离官方远一些,因而独立思考的冲动更强一些。在家书中就流露了出来。但即使如此,进入政治领域,傅雷的独立人格、独立思考,也受到严重的挫伤。可以看到,传统意识在政治文化中是多么强大!

这样为学问、为艺术、为教育奉献的一家人却在文化大革命这场浩劫中遭到这样的厄运。而冠给傅雷的罪名“走资”“反党”也在《傅雷家书》出版后遭到生生的讽刺。家书里无处不体现着傅雷的爱国敬党之情,更时刻提醒着在西方国家学音乐的儿子傅聪要爱祖国,更要在外维护国家的荣辱——“你如今每次登台都与国家面子有关,个人的荣辱得失事小,国家的荣辱得失事大”。

  虽然,傅雷走出过国门,接触过比封建专制主义进步的社会思潮,但他依然不能根除中国知识分子的痼疾–往往在新的形势下分不清爱国主义与封建主义的区别。尽管他自信“素来不轻信人言”,但依然不能不犯中国知识分子轻信的毛病。尽管他清醒地看到“要求真正民主,必须每个人自觉地作不断的斗争。而我们离这一步还远得很”,但依然分不清大人物的民主承诺与民主在中国扎根之间的千山万水;分不清给你民主与实现民主的本质区别。历史的一再教训使我们应该心平气和地承认一个事实:1956年下半年至1957年上半年,中国知识分子犯了一个群体性的错误,以为“民主的春天”已经降临在中国这片古老的土地。正如傅雷兴高采烈地告诉儿子“我们真是进入了原子时代,tempo(节奏)快得大家追不上”。在此之前,傅雷曾自豪地写道:“我一生做事,总是第一坦白,第二坦白,第三还是坦白。”如今既然民主的春天已经到来,那么“坦白”应该是到了最合适的时间和地点。不止是傅雷,那时候太多的知识分子,是以坦白的胸襟去拥抱这“春天”的。然而“春天”忽然变脸而变成了严酷的“冬天”;1957年的“反右”首先是无情地惩罚了这些“坦白”的人物,自然包括了傅雷。坦白当然是优点,但也应当看清对象。我们有国家机密,机密是不能告诉一切人的。而个人也应当有心理机密,这机密同样是不能告诉一切人的。当坦白得不到安全保障的时候,就应当严守心理机密。

而他认真不苟的态度不仅体现在学术上,也体现在日常琐事和个人修养中。在发现傅聪寄给他的回信总是很不干净后,他便直接指出“日常琐事要做的干净,等于弹琴要讲究干净是一样的。我始终认为做人的作风应当是一致的,否则就是不调和,而从事艺术之人应当最恨不调和……无论细小不足道的事,都反映出一个人的意识与性情。修改小习惯,就等于修改自己的意识与性情。”他希望傅聪最终成为的不是一名音乐家,而是一名德艺双馨的音乐家。试问我们在生活中又有几人会有傅雷先生这种认真自律、一丝不苟的精神?如今的各种“家”里又有几人除了高超的才艺还具备高洁的品德?

  尽管朱女士说“教训可太大太深了”,傅雷却没有从认识中国的根柢上接受教训。他仍然根据“配方新闻”来调整自己的认识,把全民饥饿理解为“自然灾害”,并以“生活比大众还好得多”来表示“知足常乐”。如果说1957年后好几年在给傅聪的信中几乎不谈政事,到了1961年他又情不自禁流露出大谈政事的兴趣。大概因为“三面红旗”的实际上的失败,不得不调整政策,其中包括知识分子政策,于是,傅雷似乎又看到了与1957年以后几年“大有不同”的希望,而“可喜之至”,误以为“民主的春天”又将到来。即使这赐予的“民主”难以充分执行和贯彻,傅雷也只是以为症结是“基层干部的水平不可能一转眼就提高,也就不可能一下子正确领会党中央的政策与精神”,远没有认识到整个有待于民主化的文化环境与政治环境。

其实结合傅雷对学问的虚心求进和一丝不苟之态以及他恪守的“学问第一、艺术第一、真理第一”便足以表明这并非是狂傲,而是他耿介和认真,不会也不愿拐弯抹角,不愿在人际上拖沓,而只愿将有限的时间用来认真研习学问。

  2001年4月在旅途中

这些文化名人大多都如傅雷已然逝去,但他们的人格魅力和伟大作品却流传至今,而我们需要做的必定不是麻木地沉浸于这股看似喧嚣实则冷清的不理智的潮流中,而是如何把这些精神、这些作品吸收继而发扬,让他们在混沌年代中种下的智慧在我们这个高效的年代里开花结果。

  最终,她跟随着傅雷走上了不归之路。她不知道正在发生的一切究竟为了什么,但她明白傅雷的人格尊严已将不能忍受这样的践踏和侮辱;她和他携起手来,把生命融合一起,迈步永恒。对她来说,其中更多的是殉情的美丽。

或许是受童年的遭遇和母亲“报仇”家训的影响,傅雷始终嫉恶如仇。青年时期,他参加了五卅运动,在街头演讲游行,后又参加了反学阀运动,写大字报与护校派对抗。甚至在多年后的国内和世界政治局面混乱时期,闻一多、李公朴、甘地等先后遭遇暗杀后,他将自己关在房内不吃不喝,而妻子朱梅馥只能在外面苦苦哀求他吃点东西。他一生都嫉恶如仇、刚烈不屈,将真理、正义看得比自己生命还要重要。这在冥冥中也预示着他会在颠倒是非、黑暗混沌的文化大革命中选择“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自杀之路。

  《傅雷家书》是我爱读,也怕读的一本图书。

傅雷还在上海美专教书时,来了位同事为树立威信便将自己的画挂在长廊上。傅雷见了便蹙着眉头对当时的秘书主任刘海粟说这些画不行,得收掉,导致最后尴尬收场。刘问他为何这样傲慢,他说这个人只会抄书,没有本领。刘海粟气得说他狂妄,而他只回了一句“我没有闲工夫”便扬长而去。

  傅雷夫人朱梅馥女士在给傅聪的信中说:“爸爸做人,一向心直口快,从来不知’提防’二字,而且大小事情一律认真对待,不怕暴露思想;这次的教训可太大太深了。”显然,对傅雷来说这时候接受教训已为时过晚。因而朱女士对儿子说:“我就更连带想起你,你跟爸爸的性格,有许多相同的地方,而且有过之,真令人不寒而栗。”不过接受这种家教的傅聪正在国外学习,没有亲尝“坦白”的教训,大概也无法理解“坦白”何以获罪。因为,此时他与父亲不站在同一片土地上。

二十世纪初,傅雷出生于一个富庶之家,但父亲在辛亥革命时为土豪劣绅所害而入狱,出狱后不能沉冤昭雪,最终抑郁而死。两个弟弟和一个妹妹也因母亲为父亲之事外出奔走,家中无人照顾而死,从此孤儿寡母相依为命。而母亲也因悲惨的遭遇变得愤恨,常年以泪洗面,将所有希望寄托在傅雷身上,以“报仇”为训,对他管教极严。他的童年黯淡无光、不堪回首。

  以往四年(指1957年反右至1961年政策调整之前–引者按)简直不和你谈到这些,原因你自会猜到。我的感想与意见写起来也许会积成一厚本;我吃亏的就是平日想的太多,无论日常生活,大事小事,街头巷尾所见所闻,都引起我许多感想;更吃亏的是看问题总是水平提得太高(我一向说不是我水平高,而是一般的水平太低),发现症结为时太早;许多现在大家承认为正确的意见,我在四五年、六七年以前就有了;而那时的形势下,在大家眼中我是思想落后(引者按:岂止是“落后”,而是“反动的右派观点”)所以有那些看法。

民国时期的知识分子人才辈出,各有其特点且各富其魅力,但傅雷却是其中一个比较特殊的存在。他太过纯净,为人做事极度认真,不能容忍一丝世俗,不愿理会人情世故,却又时刻心系国家心系社会心系党。所以在文革初期被冠上“走资”“反党”的罪名后,他刚毅的秉性使他选择了自杀,宁死也不愿被当时黑暗的社会所侮辱。

  没有人能百分之百地割断历史的羁绊,没有人能在同代人付出代价前超越历史。今天的问题在于,傅雷作为一代知识分子的代表以生命为我们付出了代价。把认识我们的“土地”,改造我们的“土壤结构”的历史使命摆在了我们的面前。这是我们的幸运,也是我们的历史责任。如果我们推卸这历史的责任,让傅雷式的历史悲剧在不同的程度上以不同的形式重演,我们只能成为历史的罪人。

同样,如今我们的社会是迅速发展了,但大多数人思想上的惰性和随波逐流却一如既往。网络的迅猛发展使许多人压根不愿转动自己的脑袋或是失去了自我分析的能力,他们跟随网络上的大军人云亦云,唇枪舌战,前仆后继地涌入和拥护大V们制造出的流行文化,顺带还讽刺一下清醒的少数。王小波说过:“知识分子最怕活在不理智的年代”,文革时期在我看来就是一个不理智的年代,而如今我们社会的文化被“娱乐”“搞笑”“吐槽”“撕逼”等博取眼球的“文化”带着跑,在我看来这也是一个不太理智的时代。这场火势愈演愈烈,可我们不仅不去扑灭,却像红卫兵一样往里加入燃料,让它越烧越旺了。四十年前能发生文化大革命,那今天便也能发生文化小革命。

  人性如此美丽的女性,怀着伟大的母性,走了!

杨绛先生回忆去傅雷家做客的情景,傅聪、傅敏两个孩子躲在楼梯门后偷听,傅雷发现后便厉声呵斥,坚决不让他们听大人们的谈话。傅聪也曾回忆他儿时练琴边弹奏边偷看《水浒》,父亲在楼上从琴声中察觉出异样,下楼就是一声暴吼。在他练字时,父亲不知为何事突然发火,顺手抡过去蚊香盘,击中他的鼻梁,顿时血流如柱。他会规定孩子的言行举止,坐的是否端正,吃饭是否发出了声音等等。这也正是傅雷童年时的遭遇以及寡母对他的严酷管教使得他在教育上也不知不觉随了母亲那般严苛,脾气也有些冲动和专横。

  也许有人会说,这个谜早已解开,不值得罗哩八嗦,旧事重提。我却以为,万勿过分乐观。每一个民族的严重挫折都连接着它整个文化历史土壤和世界的风云变幻,一下子能够闹明白是不符合规律的;即使闹明白了,能否深入人心,化为整个民族的发展动力,依然千山万水,岂能一蹴而就。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两大战败国–德国和日本,前者进行了深刻的反思,总理代表整个日耳曼民族跪在犹太人的墓前虔诚地忏悔,至今却还有新纳粹主义者时时兴风作浪;后者至今不愿反思,死不认账,震惊世界的“教科书事件”一闹再闹。“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给我们民族带来了“史无前例”的损伤。确实,我们的一位伟人对文化大革命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发掘了文化大革命发生的深层次的原因。但伟人的认识不等于是大多数人的认识。而导致文化大革命发生的历史文化因素并不会因为少数先进人物的认识而随之消失。鲁迅当年抨击的旧传统我们今天还会遭遇,有的还达到了变本加厉的程度;当然,它会不断变幻出更“时尚”的形式。也许那些对历史漠然无知的年轻人更容易被这“时尚”所迷惑,不知道旧瓶固然可以装新酒,而新瓶也可以装陈酒。

傅雷夫妇(图片来源于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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