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门新浦京的网址:棺椁贰头小,塔楼歌声的远程效果

女医生霍恩施泰特博士差不多每天都到我的病房里来,并待上抽一支烟的时间。她本该给我治疗的,可是,每一回她经我治疗之后离去时,就不再像来的时候那样神经质了。她羞怯,原来只习惯于同她的香烟打交道。她老是说:我年轻时同别人接触太少,同别的孩子玩得太少。不错,讲到别的孩子,她可能并非完全没有道理。我当时忙于跟格蕾欣-舍夫勒上课,在歌德和拉斯普庭之间被人拽来拽去,因此,我即使有这个良好的愿望,也找不出时间去跳圆圈舞和玩“数数歌谣”的游戏。每当我像某位学者似的读厌了群书,甚至咒骂书本是埋葬语言的坟墓,于是步出书斋,去接近普通人时,我便同我们这幢公寓的顽童们遭遇,在同那些食人者稍有接触之后,倘若能够不受损伤、完完整整地回来读书,我就额手称庆了。奥斯卡要离开他父母的住处,可以有几种走法:一是从店铺出门到拉贝斯路;二是从住房的门出去到楼梯井,往左一拐便上了街;如果上楼,爬四道楼梯,便到音乐家迈恩吹小号的屋顶室;再就是从楼梯井到公寓的院子里去。街道是石子路面的。在院子里夯实的沙土地上,家兔在那里繁殖,或者有人在拍地毯。在屋顶室,除去同醉醺醺的迈恩先生演二重奏外,还能近眺远望,给人以那种赏心悦目却又是虚假欺人的自由感。这正是每个登上塔楼的人所要寻求的,并且使每个住阁楼的人都沉湎于其中。对于奥斯卡来说,院子是个十分危险的地方,而屋顶室却使他感到安全,直至阿克塞尔-米施克和那一伙小赤佬把他从那里赶走为止。院子横里同公寓一样宽,但是往深处走七步就到头了,隔一道上架铁丝网、涂柏油的木栅栏同另外三个院子相接。从屋顶室俯视,这个迷宫可以尽收眼底:拉贝斯路,左右两条横街——赫尔塔街和路易森街,以及同拉贝斯路遥遥相对的马利亚街,围成一个大四方形,里面有房屋和院子,还有一爿咳嗽糖厂和许多失修坍倒的修配车间。在这家或那家院子里,冒出几棵树或几丛灌木,由它们来通知人们季节的变换。院子大小不一,但都养着兔子,都有拍地毯用的木架。兔子是一年到头在那里的,拍地毯则根据住房章程的规定,只能在星期二和星期五。在这两天里,可以看清这个大四方块究竟有多大。奥斯卡从屋顶室听着,看着:一百条以上的普通地毯、甫道地毯和床前地毯,先用泡菜擦,然后刷和拍打,使它们显出原来编织的图案来。一百多个家庭主妇,把尸首似的地毯从屋里拖出来,举起赤裸的、滚圆的胳膊,扎上头巾保护头发和发型,再把地毯扔到专为扣地毯用的木架子上,抓起编织成的地毯拍子,干巴巴的拍打声炸开了院子狭小的天地。奥斯卡憎恶这种单调的清洁颂歌,便用鼓声来同这种噪声抗衡。可是,尽管他站在屋顶室,同这噪声隔开一段距离,但仍敌不过这些家庭主妇,只好甘拜下风。一百多个拍地毯的妇女,可以攻占天空,可以折断乳燕的翅膀,并且几下子就能震塌奥斯卡用鼓声在四月的天空中建造的小小神殿。不拍地毯的日子里,我们公寓的孩子们就把拍地毯的木架子当杠子玩。我很少到院子里去。只有海兰德老先生搭在院子里的货棚,是我觉得比较安全的地方,因为这个老头儿只让我一个走进他堆破烂的棚屋,那里面有生锈的缝纫机、残缺不全的自行车、螺旋式虎钳、一排排的瓶子以及装在雪茄烟盒子里的、弄弯又敲直的钉子,别的孩子想要看一眼他都不允许。他的工作是这样的:倘若上午他不从板条箱上起钉子的话,便是把已经起出来的钉子在铁砧上敲直。他除去收废钉子外,还帮人搬家,在节前替人宰兔,院子里、楼梯井、屋顶室,到处都是他啐的嚼烟汁。有一天,孩子们在他的棚屋附近煮汤,这是孩子们的游戏,努希-艾克请老海兰德往汤汁里啐三口。老头儿从嗓子眼里清出三口痰吐去,随即又钻进他的棚屋,敲起钉子来。这时,阿克塞尔-米施克又往汤里加了一种配料,一块敲碎的砖头。奥斯卡好奇地瞧着这种烹调法,但远远地站在一边。阿克塞尔-米施克和哈里-施拉格尔用毯子和破布搭了一个帐篷似的东西,不让大人看见他们的汤。砖头粉煮开以后,小汉斯-科林从口袋里掏出两只活青蛙,这是他在股份池塘旁边抓到的,现在捐献出来做汤。苏西-卡特是帐篷里唯一的女孩子。她见到这两只青蛙,既不唱也不叫,甚至连最后挣扎着跳一下都来不及,便在汤里一命呜呼了,于是她噘起了嘴,表示又失望又辛酸。努希-艾克领头,不管苏西就在旁边,解开裤子往这大锅莱里撒尿。阿克塞尔、哈里和小汉斯-科林也跟着撒。小矮个儿要给这些十岁的孩子点颜色,但是撒不出来。于是,他们都瞧着苏西,阿克塞尔-米施克递给她一个天蓝色的搪瓷罐,罐口已经磕坏。奥斯卡本来想马上走开的。但是他还等在那里,直到苏西蹲下来——她裙子底下没穿衬裤,抱住膝盖,把罐子挪到下面,毫无表情地望着前方,随后皱了皱鼻子,这时,罐子发出响声,苏西为这锅汤作出了一点贡献。这时,我跑开了。我不该跑,要是慢吞吞地走掉就好了。他们原先眼睛都盯着那只罐子,我这一跑,他们都抬起头来看我。我听见苏西-卡特在我背后说话的声音:“他干吗要跑?他准是要去告我们!”当我跌跌撞撞爬上四道楼梯,到了屋顶室刚缓过气来的时候,我还觉得这声音在刺我。我当时七岁半。苏西也许九岁。小矮个儿刚满八岁。阿克塞尔、努希、小汉斯和哈里十岁或者十一岁。还有玛丽亚-特鲁钦斯基。她比我大一点,可是从来不在院子里玩,而是在特鲁钦斯基大娘的厨房里玩布娃娃,或者跟着她那在新教幼儿园帮忙的大姐姐古丝特。如果我今天还不能听这种声音,听女人往尿盆里撒尿,难道这有什么奇怪吗?当时,奥斯卡到了屋顶室,轻敲着鼓来平息自己耳朵里的余音。他刚开始感到自己远离了楼下滚开的汤,却不料这一伙为这一锅汤贡献过佐料的家伙,有的光着脚,有的穿着系带鞋,竟都上楼来了,努希还端着那锅汤。他们把奥斯卡团团围住。最后一个上来的是小矮个儿。他们互相碰了碰,喁喁地说:“动手!”末了,阿克塞尔从背后将奥斯卡一把抱住,用胳膊夹紧,让他乖乖顺从。别人动手的时候,苏西不说话,只是笑,露出了湿的、整齐的牙齿和齿间的舌头。她从努希手里接过匙子,把这铁皮东西在她的大腿上擦得锃锃发亮,随后伸进冒热气的汤里,顶着糊状物慢慢搅拌,活像一个能干的主妇。她舀了一匙,把它吹凉,然后来喂奥斯卡,硬灌进我的嘴里。这样的东西我此后再也没有吃过,所以那滋味永远留在我嘴里。在那几个对我的身体健康过分操心的家伙走了以后——因为锅里的东西已使努希恶心——我这才爬到晾衣间的一个角落里(当时那里只挂着几条床单),把几匙淡红色的浑汤吐了出来,在吐出的东西里没有发现里面有青蛙的残骸。我爬到打开了的屋顶窗户下一只箱子上,看着远处的院子,用牙齿把碎砖头碴咬得嘎嘎响,觉得自己迫切要求行动,瞧着远处马利亚街上房屋的窗户,玻璃在闪闪发光,于是冲着那个方向喊叫、歌唱,虽然看不到结果如何,可是我确信我的歌声有可能产生远程效果。因此从那时起,我觉得这家公寓的院子以及其他的院子都过于狭窄,如饥似渴地向往距离、空间和全景,利用一切机会,独自一人或者挽着妈妈的手走出拉贝斯路,走出近郊区,免得我们这个狭小院子里做汤的厨子们再来同我纠缠不清。每逢星期四,妈妈进城买东西。她多半带我一起去。遇到有必要到煤市旁军火库巷西吉斯蒙德-马库斯那里去买一面新鼓的时候,她总要带着我。在我七周岁到十周岁那段日子里,我两个星期就敲坏一面鼓。从十到十四周岁,我不到一星期就敲坏一面鼓。后来就难说了,我可以在一天之内将一面新买的鼓变成废铁一堆,而当我心绪稳定的时候,我可以敲上三四个月之久,鼓面连一个小窟窿也没有,至多掉下几块漆皮,因为我虽然也很使劲,但却小心翼翼。现在先谈谈那段日子:我每隔两星期离开我们那个院子——那里有拍地毯的木架,有敲钉子的老海兰德,还有那帮发明熬浑汤的小赤佬——同我妈妈到西吉斯蒙德-马库斯的玩具店去,从儿童玩的铁皮鼓存货里挑出一面新的来。有时,即使我的鼓还勉强可以用,妈妈也带我去。这样,我就整个下午欣赏这个五彩缤纷的古老城市,在那里,总有点东西迟早要进博物馆,而且不断有这座或那座教堂里传来的钟声。我们要去的地方,一般很有规律,并且令人愉快。我们先到莱泽尔、施特恩菲尔德或马赫维茨那里买东西,尔后去找马库斯。他一见我妈妈就给挑选,点头哈腰地说些恭维话,这些他已经成为习惯了。毫无疑问,他总是向我妈妈献殷勤,不过,就我所知,他只不过热烈地捏住我妈妈的手,说它像黄金一样珍贵,再不出声地吻它一下,从未一时冲动做出更狂热的事情来。唯有那一次我们去他店里时,他双膝跪倒在地。下面我就要谈这件事。妈妈由外祖母安娜-科尔雅切克遗传而得到的是丰满的身躯和健壮的体格,还有讨人喜欢的虚荣心以及善良的心地。她对西吉斯蒙德-马库斯的殷勤厚待听之任之,或多或少是因为他卖给她、其实是白送给她一些女用丝袜,这类丝织品是他用极低廉的价格批发进来的。至于每隔十四天从柜台上递给我的那面铁皮鼓,价钱便宜到可笑的地步,这就更不用说了。每回去西吉斯蒙德那里,一到四点半,妈妈就要求把我,奥斯卡留在他的店铺里,请他照顾一下,声称她有件重要的事得赶紧去办。马库斯听后,深深一鞠躬,叫人看了又奇怪又发笑,并满口答应,夸大其词地说,她尽可以放心去办自己的要事,他会像保护自己的眼珠那样地保护我——奥斯卡。他的话稍含嘲讽意味,虽不伤人,却让对方听得真切,有时,羞红了我妈妈的两颊,使她揣测到马库斯已经摸着了她的底细。不过,我也知道妈妈急切地去办的所谓重要事情究竟是什么。有一段时间,她让我陪她去木匠胡同一处收费低廉的膳宿公寓,把我交给女房东,自己便上楼去了,一去就是三刻钟。女房东总是在喝混合酒,一声不吭,给我一瓶倒胃口的果汁汽水。我坐着,直到妈妈回来。她看不出有什么异样,向女房东打一声招呼,女房东一味喝她的混合酒,连头也不抬。妈妈来搀我的手,却忘了自己热乎乎的手会泄露她的秘密。我们热乎乎地手牵着手来到羊毛织工胡同的魏茨克咖啡馆,妈妈要了一杯穆哈①,给奥斯卡要了一份柠檬冰淇淋,坐等着。没多久,扬-布朗斯基来了,像是碰巧走过这里。他到我们的桌旁坐下,也要了一杯穆哈,放在起镇定作用的冰凉的大理石桌面上——①穆哈,一种优质咖啡。他们在我面前讲话毫无顾忌,他们的谈话证实了我早已知道的事情:妈妈和表舅扬差不多每星期四都在木匠胡同那家膳宿公寓里幽会三刻钟,房间是由扬出钱租的。大概是扬表示不要再把我带到木匠胡同和魏茨克咖啡馆来。他有时非常害羞,比我妈妈害羞得多,我妈妈觉得让我参与他们幽会以后的收场戏也未尝不可。看来无论当时或往后,她对于这种幽会的合法性是深信不疑的。由于扬要求的结果,我每星期四下午从四点半到六点便待在西吉斯蒙德-马库斯那里。他允许我一个个地瞧他店里的鼓,使用它们,同时敲响许多面鼓——在别处奥斯卡哪能有这种机会呢——并且默默地观察马库斯悲伤的狗脸。我虽然不知道他的念头从何而生,却能揣测到他想到哪里去了,他的思想到了木匠胡同,抓那有号码的房间门,像可怜的拉撒路①那样,蹲在魏茨克咖啡馆大理石面小桌底下。期待什么?期待面包屑吗?——①拉撒路,《圣经-新约-约翰福音》中一个患病的人,死后四天,耶稣使他复活,从坟墓里走出来。妈妈和扬-布朗斯基可是一点面包屑都不剩。他们样样东西都吃个精光。他们胃口极大,从不消减,甚至大到要咬自己的尾巴。他们忙着呢,最多把钻在桌子底下的马库斯的思想当作一股纠缠不清的、温柔多情的穿堂风。那天下午——想必是在九月里,因为妈妈离开马库斯的店铺时穿一身锈棕色的秋装,我见马库斯在柜台后面埋头沉思,想入非非,便背着我新获得的鼓走出店铺,进了军火库巷。这条又凉又暗的通道两侧,橱窗林立,都是高级店铺:珠宝店、精美食品铺和书坊。可是,这些肯定值得购买、然而我又买不起的陈列品并不能使我流连忘返,我出了这条通道,到了煤市。我走进尘埃蒙蒙的阳光底下,面对军火库的正面。它那灰色的玄武岩墙里镶嵌着大小不一的炮弹头,都是各次围攻但泽时期的产物,这些铁疙瘩能使每一个路人回忆起但泽城的历史。对我来说,这些炮弹头是毫无意义的,尤其因为我知道,它们不是自愿留在那里的。我知道,但泽城里有一位石工,由城建局和文物保护局联合出钱雇用,让他把过去几百年间的炮弹头镶到各式各样的教堂、市议会的正面墙里,镶到军火库正面和背面的墙里。我想到右边的市剧院去,它同军火库只隔一条昏暗的窄胡同。我发现圆柱门廊的剧院大门紧锁,卖夜场票的票房要七点才开。这一点我也已经想到了,便考虑往回走,却又敲着鼓,犹豫不决地向左走去,来到塔楼和长巷城门之间。穿过城门,进入长巷,再向左一拐,便是大羊毛织工胡同,但我不敢往那里去,因为妈妈和扬-布朗斯基还坐在那里的咖啡馆里,如果他们还没有坐在那儿的话,那么也许他们在木匠胡同的幽会刚刚结束,或者正在去咖啡馆的路上、正要去大理石小桌旁喝一杯穆哈提提精神。我不知道自己是怎样越过煤市的电车轨道的。电车来来往往,或向城门驶去,或铃声叮当地从城门洞里驶来,吱吱嘎嘎地拐弯进入煤市、木材市场,朝火车站方向开去。或许是某个成年人,或许是一个警察,搀着我的手,小心翼翼地穿过危险的来往车辆,把我领了过去。我站在砖墙陡峭、高耸云天的塔楼前,纯属偶然地或者由于一阵无聊,将我的鼓棒插在墙壁和大门的铁框间。我顺着砖墙抬头向上望去,马上感到,要沿着正面的墙望到顶是不容易的,因为不断地有鸽子从墙的四处和窗户里飞出来,在水落管和凸肚窗上作短暂的停留,随即俯冲下来,把我的目光吸引开。鸽子纷飞,使我恼怒。我的目光真叫我感到遗憾,我便收回了它。为了摆脱恼怒,我认真地把两根鼓棒当作撬棍,门开了,奥斯卡还没有把门完全撞开,就已经进入塔里,已经上了回形楼梯,已经在攀登,总是右脚先跨上一级,再把左腿提上去。到了第一层装有格栅的牢房,他继续绕梯而上,过了刑讯室和里面小心保存、并贴有说明的刑具。这时,他改用左脚先登,右脚随后。他继续往上攀登时,从一个装有格栅的窄窗户里往外瞧了一眼,估计一下离地已有多高,估摸出墙的厚度,惊起了几只鸽子。在回形楼梯上又往上爬了一圈后,又遇到了那几只鸽子。这时,他又改用先迈右脚,再提左脚。奥斯卡换了几次脚以后,终于到了顶上,虽然觉得右腿和左腿一样沉重,但是看来还可以继续作长时间的攀登。可是,楼梯已经到头了。他顿时领悟到建造塔楼是荒唐的、无用的。我不知道塔楼过去有多高,现在还有多高,因为它经过战争幸存下来了。我也没有兴致请我的护理员布鲁诺找一本关于东德意志哥特式砖头建筑物的参考书来。我估计,这个塔楼从底到尖足有四十五米。由于回形楼梯过早地到了尽头,我不得不在沿塔顶的环形过廊里站住了。我坐下来,把腿伸到栏杆柱中间,目光贴着右臂抱住的一根柱子向下面的煤市望去,左手抱住我的鼓,在整个攀登过程中,它同我形影不离。我不想描绘但泽市的鸟瞰图来使您感到厌烦。塔顶林立,钟声四起,古色古香,还始终弥漫着中世纪的气息,这样一幅市容全景,您可以在成千张出色的版画上见到。我也不想浪费时间去写鸽子,虽然老是有人说,鸽子是最有写头的。我觉得鸽子毫无意义,海鸥倒还有那么点意思。“和平鸽”这个名称,我听了只觉得荒谬背理。我宁可把传递和平信息的差使委托给一只苍鹰或者食腐尸的秃鹫,也不愿委托给一只鸽子,因为它是天底下最爱寻衅吵嘴的女房客。总而言之,塔楼上有鸽子。不过,凡是像样的塔楼上都有鸽子,都是靠那些文物保管员喂养的。我的目光所及不是鸽子,而是别的,是我走出军火库巷时只见大门紧闭的市剧院的建筑。这座带圆顶的方箱,活像一个放大到荒唐程度的、拟古典主义的咖啡磨具,尽管在那圆顶上只缺一个必需的曲柄,用以把天天晚上客满的诗神和教育神庙里上演的五幕戏剧,连同布景、演员、提词员、道具和所有的帷幕,统统碾成惨不忍睹的粉末。这种建筑叫我看了生气,尤其是前厅里两侧为圆柱的窗户,被渐次西沉却抹上越来越多红色的午后太阳缠住不放。那时刻,在煤市、电车轨道和从办公室下班回家的职员头顶上大约三十米的高处,在散发出甜香味的马库斯的次货店上空,高踞于冰凉的大理石桌子、两杯穆哈、妈妈和扬-布朗斯基之上,远离我们的公寓、院子、许许多多的院子、弯曲的和敲直的钉子、邻居的孩子以及他们的砖头浑汤,迄今为止只是在被人逼得无可奈何时才高喊的我,无缘无故地在不受胁迫的情况下大吼了一声。如果说在我攀登塔楼之前,只是当有人要夺走我的鼓时,我那有渗透力的声音才用来粉碎玻璃、电灯泡和啤酒瓶,那么现在我从塔顶上大声叫喊,则与我的鼓完全无关。没有人要夺走奥斯卡的鼓,尽管如此,他叫喊了。也不是由于哪只鸽子把屎拉在他的鼓上,惹得他叫喊起来。我附近虽有铜片上的绿锈,但不是玻璃;尽管如此,奥斯卡叫喊了。鸽子的眼睛红光闪闪,然而瞅着他的并非玻璃眼珠;尽管如此,他叫喊了。他朝着哪儿叫喊?朝着多远的距离?上次在屋顶室,他尝了砖头粉汤以后,曾漫无目的地朝远处院子的上空大喊过一声。这一回,难道他要有的放矢地证明一下嗓子的威力?奥斯卡这次实验的对象——因为除了玻璃不能有别的——是什么玻璃呢?不是旁的,是市剧院,是那只戏剧性的咖啡磨具,它那被落日映照着的窗玻璃吸引了我的新式声音,我首先试验此种声音是在我们的屋顶室,并已形成了我个人的惯用手法。我喊了几分钟,发出装有不同弹药的声音,可是不见任何效果。随后,我发出了一声近乎无声的声音,这样,奥斯卡可以怀着喜悦和流露内心情感的骄傲口吻报道说:左边门廊的窗户上,有两块玻璃不再能反射落日的余晖,留下了两个黑洞洞的四方形,需要马上配玻璃。效果已经得到证实,犹如一个现代派画家,我画了一系列自己那种个人惯用手法的习作,它们同样了不起,同样大胆,有同样的价值,往往是同一模式的。我把它们拿出来敬献给惊异不已的世人,最后豁然贯通,寻获了探索多年的风格,并臻于完美,我就是这样地进入了自己创造性的时期。在刚够一刻钟的时间内,我把门廊的全部窗户和一部分门上的玻璃全都干掉了。剧院前面聚集了一群人,从上往下看去,他们显得激动不安。何时何地都有看热闹的人。因此,对于我的艺术的观赏者们,我并不特别在意。他们至多使奥斯卡在从事自己的艺术工作时更严格,更讲究形式上的炉火纯青。我打算做一次更大胆的实验来揭示一切事物的内在本质,也就是说,通过没有了玻璃的门廊,穿过一扇包厢门的钥匙孔,往此时还漆黑一团的剧场里送进一声特殊的叫喊,击中订长票的看客们的傲气,即剧场里那盏校形吊灯以及所有磨光的、反光的、折光的碎细物儿。这时,我见到剧院前人群中有一套锈棕色服装:妈妈从魏茨克咖啡馆回来了,品尝完了穆哈,离开了扬-布朗斯基。必须承认,奥斯卡仍然朝校形吊灯送去了一声叫喊。不过,看来这一声并没有产生任何效果,因为第二天的报纸仅仅报道剧院门廊和门上的玻璃由于谜一般的原因震碎了。一连几个星期,日报小品栏里连篇累牍地刊载科学和半科学的调查报告,众说纷经,想入非非,荒谬绝伦。《最新消息报》解释为宇宙射线,天文台的人,也就是那些高水平的脑力劳动者,则谈到了太阳黑子。当时,我竭尽两条短腿之所能,赶快下了塔楼的回形楼梯,或多或少地屏住了呼吸,挤到剧院门口的人群中去。妈妈的锈棕色秋装已无处可寻,她准是到马库斯的店里去了,也许把我的声音所造成的灾祸告诉了他。至于那个马库斯,听她讲了我的所谓的不长个儿以及我的钻石声音后,便把这当做最自然不过的事情通盘接受,吐出舌尖摇晃着——奥斯卡是这样想象的——搓着他那双白里泛黄的手。我一进店门,就见到一幅景象,使我当即忘却了远程摧毁玻璃的歌声所取得的全部成功。西吉斯蒙德-马库斯跪在我妈妈面前,而所有的玩具动物——狗熊、猴子、狗、眼睛会合上又张开的布娃娃、救火车、摇动木马以及全体守卫他的店铺的木偶,仿佛正要随他一齐跪倒在地。他的两只手捏住了我妈妈的两只手,露出了手背上毛茸茸的、浅棕色的斑点,在那里哭泣。我妈妈严肃地看着他,由于这种场面,注意力也很集中。“别这样,马库斯。”她说,“求求你,马库斯,别在店里这么干!”马库斯则没完没了,缠住不放。他讲起话来,指天誓日,语调夸张,我永远也忘不了。他说:“您同布朗斯基断了关系吧,他在波兰邮政局里工作,我觉得,这样下去不好,因为他同波兰人搞在一起。您可别押宝押在波兰人身上,您要押宝的话,就押在德国人身上,因为德国人正在恢复元气,或迟或早要上来的。要是他们始终还没有恢复元气,还没有上来,阿格内斯太太,您就还靠着布朗斯基好了。要是您想靠马策拉特,那您已经靠上了。您最好还是把宝押在我马库斯身上,跟我马库斯走,我新近受了洗礼①。阿格内斯太太,要是您肯跟我走的话,我们就到伦敦去,我在那儿有朋友,有不少股票债券。要是您不愿跟我马库斯的话,那您就是瞧不起我,那就是因为您瞧不起我。不过,我是真心实意地哀求您,别再把宝押在布朗斯基身上了。他疯了,到波兰邮政局去做事。德国人一到,波兰人马上就全完蛋了!”——①马库斯是犹太人,此处指他改宗信了基督教。他讲了那么一大堆可能发生的事和不该做的事,弄得我妈妈七颠八例。她正要掉眼泪,马库斯看见我站在门口,便松开妈妈的一只手,张开五指指着我说:“请进来,我们把他也带到伦敦去。他会像一个小王子那样生活,像一个小王子!”这时妈妈也瞧见了我,并露出了少许笑容。她或许想起市剧院门廊的窗户玻璃全没了,或许是由于去大都会伦敦的前景叫她开心。使我大吃一惊的是她摇了摇头,就像谢绝别人请她跳舞似的随随便便地说:“谢谢您,马库斯,不过,那是不行的,真的不行——由于布朗斯基的缘故。”马库斯一听到我表舅的姓名,就像听到了舞台上的提示,蓦地站了起来,弯腰一鞠躬,活像一把大折刀,随后说:“请您原谅我马库斯。我一直就是这么想的。为了他的缘故,您是不肯答应的。”我们离开了军火库巷的店铺,虽然没到打烊的时候,那位店主却从外面关上门,陪我们到五路车站。市剧院前面还站着过路的人和几名警察。我并不害怕,摧毁玻璃的胜利,我差不多已经丢在脑后了。马库斯弯下身子凑近我,与其说是自言自语,不如说是悄声对我们说:“小奥斯卡真是样样都行,又能敲鼓,又能使市剧院出足洋相。”妈妈一见碎玻璃就心慌起来,马库斯摇摇手安慰她。电车来了,我们上了拖车。他再次小声说,生怕被人听见:“好吧,那您最好还是跟着马策拉特吧,您已经把他弄到手了,千万别把赌注押在那个波兰人身上!”今天,当奥斯卡在金属床上或坐或躺,不论何种姿势仍然敲着鼓,探访军火库巷,塔楼地窖墙上乱涂的字迹,塔楼本身及其加了油的刑具,市剧院圆柱后面三扇门廊窗户,重又回到军火库巷,走访西吉斯蒙德-马库斯的店铺,以便追述九月那一天所发生的事情时,他还在寻找波兰。他如何寻找呢?用他的鼓棒。他也用自己的灵魂去寻找波兰吗?他用全身的器官去寻找,但是,灵魂不是器官。我在寻找波兰,它丢失了,它还没有丢失。另一些人说,它不久就要丢失,它已经丢失了,它又丢失了。今天,德国人又在寻找波兰,他们用的是信贷、莱卡照相机、罗盘、雷达、魔杖①、代表团、人文主义、反对党领袖以及蛀坏了的地方团体的服装。当这里的人们用灵魂——一半用肖邦②,一半用心中的复仇情绪——寻找波兰的时候,当他们谴责第一次至第四次瓜分波兰,并策划第五次瓜分波兰③的时候,当他们搭乘法国航空公司的飞机飞往华沙,并在过去是隔离区的地方,深表遗憾地放上一个小花圈的时候,当他们从这里用导弹寻找波兰的时候,我则在自己的鼓上寻找波兰,并敲出了这样的声音:丢失了,还没有丢失,已经又丢失了,丢失给了谁,很快就丢失了,已经丢失了,波兰丢失了,一切都丢失了,波兰还没有丢失④——①魔杖,一种用迷信方法探寻矿脉、水源等所用的木叉式探矿杖。②肖邦(1810~1849),波兰著名钢琴家和作曲家。他生活的时代,正是波兰民族意识觉醒的时期,1830年爆发了反对沙俄奴役的起义,这在肖邦的作品里都有强烈的反映。③第四次瓜分波兰,指1939年8月23日签订的《德苏互不侵犯条约》的秘密附加协议书,和德苏双方分别于9月1日和17日出兵分占波兰。策划第五次瓜分波兰,指当时联邦德国政府以恢复1937年德国疆界为条件签署和约的政策。④这最后一句引自波兰国歌副歌歌词

妈妈也是如此。过了这个马头上爬满鳗鱼的耶稣受难日,我们同布朗斯基一家到比绍乡下同外祖母和舅公文岑特一起过完复活节。这时,她的受难日才告来临,甚至明媚的五月天气也无力挽回。有人说是马策拉特又强迫妈妈吃起鱼来,此话不确。复活节过后两个星期,她莫名其妙地自动大吃起来,像中了邪似的,完全不顾自己身体会发胖,吃的数量之多使马策拉特不得不说:“你可别吃这么多鱼,好像别人强迫你吃似的。”但是,她早餐吃橄榄油浸的沙丁鱼。两小时以后,如果店里没有顾客,她便大嚼板条箱里装的博恩扎克的西鲱鱼。午餐时,她非要吃加芥末调味汁的煎比目鱼或鳕鱼不可。到了下午,她手里又拿着开罐刀,开肉冻鳗鱼、鲱鱼卷和油炸鲱鱼罐头。晚餐时,如果马策拉特拒绝再煎鱼或熬鱼汤,她就不说话,也不骂人,站起身来,离开饭桌,从店里拿回一块熏鳗鱼。这可叫我们两个倒了胃口,因为她用刀子把鳗鱼皮上和肚子里的肥油刮下来吃。她吃鱼总是用刀的。白天,她一次又一次地呕吐。马策拉特既担忧又无计可施,便问她道:“你是怀孕了还是怎么回事?”“别胡说八道。”妈妈会这样答复他,假如她还愿意说话的话。一个星期天,外祖母科尔雅切克来了。一见端上桌来的是在黄油调味汁里游泳的青鳗鱼和新鲜土豆,她气得拍桌子说:“怎么回事,阿格内斯,你倒是说呀!你不该吃鱼,却偏吃鱼,你也不说个究竟,简直像个疯子!”妈妈只是摇头,把土豆推到一边,从黄油调味汁里把鳗鱼捞上来,照吃不误。她埋头大嚼,像是在完成一项费力的任务。扬-布朗斯基一声不吭。有一次,他们两个正在沙发榻上,被我撞见了。他们同往常一样,互握着手,衣服也很凌乱。但是,引我注目的是扬哭得红肿了的眼睛,还有我妈妈对我漠不关心的态度也突然来了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弯。她跳起来,一把抓住我,把我抱起来,抱得紧紧的,给我看一个深渊,那是无法填满的,即使用巨量的煎鱼、熬鱼、罐头鱼和熏鱼也是填不满的。没过几天,我看见她在厨房里不仅大嚼普通的、该死的油浸沙丁鱼,还把她保存下来的许多吃剩的罐头里的橄榄油倒进一个做调味汁的小钵里,放在煤气上煮热后喝下去。这时,站在厨房门口的我吓得把手里的鼓都掉在地上了。就在这天晚上,妈妈被送进了市立医院。救护车未到之前,马策拉特又哭又嚎:“你为什么不要孩子?是谁生的,那无所谓。你是不是还因为那个要命的马头?我们真不该去呀!忘了它吧,阿格内斯!我可不是故意的呀!”救护车来了,妈妈被抬上车。街上聚满了孩子和大人,车开走了。事实证明,妈妈既忘不了防浪堤,也忘不了那个马头。她带着对那匹马——管它叫弗里茨还是汉斯呢——的记忆去医院了。她身上的每一个器官都贮存着对耶稣受难节那次远足的痛苦而清晰的记忆,由于惧怕旧地重游,她身上的器官已经同我妈妈统一了意见,要让她死去。霍拉茨医生说是黄疽病和食鱼中毒。医院里的人断定,妈妈已怀孕三个月,并让她住进单人病房。我们可以去探望她。有四天之久,她给我们看到的是一张由于恶心和痉挛而无人色的脸。有时,她还一边恶心一边向我微笑。尽管她费力地想使前来探望的人高兴,正如我今天每逢探望日也要费力地显出一副面孔使朋友们都高兴那样,然而她终究无法阻止周期性的恶心迫使她一再把渐渐垮下去的身子探到床外,弯下来,可是却什么也吐不出来了。末了,在那艰苦的死亡过程的第四天,她吐出了那一丝气息——这是每个人最终都要吐掉随后才能去领死亡证书的。当我妈妈体内再也不会产生恶心来损坏她的美的时候,我们大家都松了一口气。一等她被人擦洗于净,换上寿衣,躺在那里的时候,我们看到的又是她那张亲切的、天真中露出几分狡猾的圆脸。护士长给妈妈合上眼皮,因为马策拉特和扬-布朗斯基哭得什么也看不见了。我不能哭,因为别人都在哭,那两个男的、外祖母、黑德维希-布朗斯基以及快十四岁的斯特凡都在哭。何况妈妈的死并没有使我感到突然。奥斯卡每星期四陪她进旧城,每星期六伴她上圣心教堂,他怎能不觉察到,多年以来,她一直费尽心机地在寻找这样一种方式来解决他们的三角关系呢?一方面能使或许是她所憎恨的马策拉特对她的死承担罪责,另一方面又能使扬-布朗斯基,使她的扬在波兰邮局继续干下去,并且永远想着:她是为我而死的,她不愿妨碍我的前程,她为我作出了牺牲。他们两个,妈妈和扬,不仅有深谋远虑的本领,譬如找了个不受人干扰的幽会地点,而且同样显露了干风流韵事的天赋——只要愿意,就可以把他们看做罗密欧和朱丽叶,或者看做据传为深海所阻、不能团圆的王子与公主①。妈妈及时地领受了临终圣礼。在神甫的祷告声中,她冷冰冰地躺着,任凭什么也不能再使她动弹了。这时,我有了时间和空闲去观察那些多半信新教的护士。她们合掌的方式同天主教徒不同。我可以说,她们更加信赖自己。她们称“我们的父”时,用的字眼也同天主教原版经文有差异,并且也不像外祖母科尔雅切克、布朗斯基一家和我那样画十字。我的父亲马策拉特——我有时这样称呼他,尽管他仅仅有可能生育了我——他,这个新教徒,在祷告时却与其他新教徒不同。他不是两手十指交叉握紧了放在胸前,而是手指痉挛着放在下面,大约在生殖器附近,把一种宗教换成了另一种宗教,并且显然羞答答地不愿别人看他祈祷。我的外祖母跪在死者床前,在她哥哥文岑特的身边。她旁若无人地大声用卡舒口语做祷告,而文岑特只是嘴唇在动,可能讲的是波兰话,圆睁的眼睛里充满着天神显灵的景象。我真想敲鼓。我毕竟得感激我可怜的妈妈给过我许多红白相间的铁皮鼓。与马策拉特的愿望相反,她答应给我一面铁皮鼓,这是我在摇篮里得到的慈母的许诺。不仅如此,我妈妈的美有时还是我在鼓上敲出的形象的蓝本,尤其是在她还身材苗条、不必去做体操的那段岁月里。我终于再也控制不住自己了,便在我妈妈去世的房间里,再次在我的铁皮鼓上再现出她灰眼睛的美的理想形象来。护士长立即提出抗议,令我惊奇的是马策拉特竟会站在我这一边,悄声地劝护士长说:“您就让他敲吧,护士小姐,他们就是这样互相爱抚依恋的。”——①这是十五世纪一首德国民歌里的故事。妈妈可能非常快活。妈妈可能是非常害怕。妈妈可能很快把一切都遗忘。不过妈妈的记忆力很强。妈妈可能把我连同洗澡水一起倒走,但也可能同我坐在一个浴池里。我有时把妈妈丢失了,但是,找到她的人却在同她一道行走。当我唱碎玻璃的时候,妈妈便用油灰去粘。她有时也会失算,尽管机会有的是。尽管妈妈不露风声,对于我,她却不守秘密。妈妈害怕过堂风,却经常喜欢说大话。她靠经销手续费生活,却不乐意纳税。她掩掩盖盖,我了若指掌。如果红心是主牌,她打起来准赢。妈妈死时,我的鼓身周围一圈红火舌也极了一点颜色;可是白漆却变得更白,刺目地闪光,有时连奥斯卡也不得不闭上眼睛。我可怜的妈妈并非如她所愿被安葬在萨斯佩公墓,而是葬在布伦陶一处小而幽静的公墓里。那里还埋葬着她那个一九一七年患流行性感冒去世的继父、火药厂工人格雷戈尔-科尔雅切克。送葬的人数众多,这只能理解为我妈妈是一个受人喜爱的殖民地商品店老板娘。不仅有老主顾,而且有好几家公司的商务代表,甚而至于买卖上的竞争对手,譬如,殖民地产品商魏因赖希以及赫尔塔街上那爿食品店的普罗布斯特太太也来了。布伦陶公墓的礼拜堂太小,容纳不下这么多人。那里散发着鲜花的香气和放过防蛀药的黑衣服的气味。在未加盖的棺材里,我可怜的妈妈脸色蜡黄,形容憔淬。在举行冗长繁复的仪式时,我怎么也不能摆脱这种感觉:她马上要抬起头来了,她还得呕吐,她肚子里还有东西要出来,不只是那个三个月的胎儿,他同我一样不知道应该感谢哪一位父亲,不只是他要出来,并且同奥斯卡一样也要一面鼓,而且还有鱼,不是油浸沙丁鱼,我想说的也不是蝶鱼,而是一小段鳗鱼,若干绿白相间的鳗鱼肉纤维,斯卡格拉克海战地区的鳗鱼,新航道防浪堤的鳗鱼,耶稣受难日的鳗鱼,马头里跳出来的鳗鱼,可能是她父亲约瑟夫-科尔雅切克身上钻出来的鳗鱼,他沉没到木筏下面,被鳗鱼吃掉,你的鳗鱼的鳗鱼,因为鳗鱼变成了鳗鱼……但是她没有恶心。她控制住了。她显然打算把鳗鱼带到地底下去,这样才能最终得到安息。几个男人抬起棺材盖,正要盖住我可怜的妈妈坚定而难看的脸。安娜-科尔雅切克扑过来抓住他们的胳膊,随后,踩过棺材前的鲜花,扑到她女儿身上,扯她昂贵的、洁白的寿衣,用卡舒贝语大哭大嚷。后来,许多人都说,她是在咒骂马策拉特,那个可能是我父亲的人,说他害死了她的女儿。据说,也讲到了我从地窖阶梯上摔下去那桩事。妈妈编造的这个故事,她又接过去常挂在嘴上,让马策拉特一辈子记住他的所谓的罪过以及我的所谓的不幸。尽管马策拉特把任何政治上的考虑置之不顾,简直违背了他自己的意志,一直尊敬她,并且在战争期间供给她白糖、人造蜂蜜、咖啡和煤油,她仍一再怨恨他。蔬菜商格雷夫和像女人一样尖声哭泣的扬-布朗斯基搀扶我的外祖母离开棺材。那几个男人加上棺盖,终于做出了那副面孔——扛棺材的人屈身蹲到棺材下面准备扛起时,都是这么一副面孔。这个半乡村式的布伦陶公墓有一条榆树林xx道,两侧是两条墓地,有一座小教堂,像幼儿园里纸糊的劳作,有一口井以及一个活跃的鸟的世界。送葬的队伍走在耙干净落叶的公墓林xx道上,马策拉特领头,我跟在他后面,这时我生平第一次爱上了棺材的形状。今后,我还常常有机会溜一眼黑色的、棕色的、用于终极目的的木材。我可怜的妈妈的棺材是黑色的。它一头大,一头慢慢缩小,多么协调啊!世界上还有什么别的形状能如此巧妙地吻合人的体形吗?要是床也一头大,一头慢慢小下去,那该有多好!不论我们平时习惯的或者偶尔摆出来的躺卧的姿势是什么样的,不总是上身大并明显地渐渐往脚那头缩小下去吗?不论我们如何伸展肢体,不总是上面大,头、肩膀、躯体,然而逐渐缩小到脚,缩小到那个支撑我们全身的狭小基础吗?马策拉特紧跟在棺材后头走。他手里拿着礼帽,尽管一伸膝盖就感到巨大的疼痛,但仍然吃力地慢步走着。每当我看到他的颈项时,我就为他惋惜:他的杭骨突出,两条抽搐的血管从衣领里钻出来,一直伸到头发根上。搀着我的手的为什么是特鲁钦斯基大娘,而不是格蕾欣-舍夫勒或者黑德维希-布朗斯基呢?她住在我们那幢房子的三层楼上,她可能没有名字,因为谁见了都叫她特鲁钦斯基大娘。走在棺材前面的是维恩克圣下和拿香的辅弥撒者。我的目光从马策拉特的颈项溜到抬棺材人皱纹纵横的后脖子上。我必须把心头一种强烈的愿望压抑下去:奥斯卡要坐到棺材上去。他要坐到棺材上面去敲。不是敲铁皮鼓,奥斯卡要用他的鼓棒敲棺材盖。他们扛着棺材摇摇晃晃前进时,他要骑上去。奥斯卡要为那些走在棺材后面、跟着神甫祈祷的人们敲棺材盖。当他们把棺材抬到架在墓穴上方的木板和绳子上去后,奥斯卡仍旧坚持要坐在那口木头棺材上。在布道、敲小钟、焚香、洒圣水的时候,他要在木头上敲出拉丁经文来。当他们用绳子把棺材放下去时,他还要坚持坐在上面。奥斯卡要同妈妈和胎儿一起进入墓穴。当遗族和亲友用手抓上扔进墓穴时,奥斯卡仍旧留在下面。他不想上来,他要坐在棺材缩小的那一头上,敲棺材,如果可能的话,到了地下还继续敲,一直敲到手里的鼓棒腐烂了,鼓棒下的木头也腐烂了,一直敲到妈妈为了我,我为了妈妈,各自为对方腐烂了,把肉交给了土地和土里的栖居者为止;如果可能和允许的话,奥斯卡还愿意用小骨头敲胎儿细细的软骨。没人坐在棺材上,棺材在布伦陶公墓的榆树和垂柳下独自摇晃着。教堂司事的一群杂色母鸡在坟墓中间啄虫子,它们不劳而获。队伍走到桦树间。我走在马策拉特后面,特鲁钦斯基大娘搀着我的手,我身后是我的外祖母——格雷夫和扬搀扶着她——文岑特挽着黑德维希的胳膊,小玛尔加和斯特凡手挽手走在舍夫勒夫妇前面。还有钟表匠劳布沙德、海兰德老先生以及小号手迈恩,他只是没带小号,也不是醉醺醺的样子。安葬完毕,人们开始吊唁。这时,我才发现西吉斯蒙德-马库斯也来了。他穿一身黑,窘困地夹杂在那些人中间,他们正挨个儿同马策拉特、我、我的外祖母以及布朗斯基一家握手,嘟哝着说上那么几句。我起先不懂亚历山大-舍夫勒干吗找马库斯说话。他们不会认识的,恐怕以前从来没有讲过话。后来,乐师迈恩也插进去同这个玩具店老板谈话。他们站在半人高的树篱后面,那种灌木的绿叶子用手指一搓就会褪色,味道是酸的。这时正好轮到卡特太太带着她那个用手帕捂着嘴在冷笑的、个儿也长得太快了点的女儿,在向马策拉特表示慰问,她还非得抚摩我的脑袋不可。树篱后那几个说话的声音大起来了,不过听不明白。小号手迈恩用食指弹着马库斯的黑上装,逼着他后退,随后抓住他的左胳臂,舍夫勒也动手抓住他的右胳臂。他们两个还得注意那个被拽着的马库斯别让坟墓周围的界石绊倒,并一直把他拉到林xx道上,给他指出出口的方向。马库斯好像感谢了他们给指路,并朝出口走去。他戴上礼帽,不再回顾,而迈恩和那个面包师却还在背后目送他离去。马策拉特和特鲁钦斯基大娘都没有发现我从他们身边溜走,不再接受慰问。奥斯卡装着非去不可的样子,转身从掘墓人和他的助手们身边悄悄走过,随后拔腿就跑,也不顾常春藤拦路,奔到榆树下,在公墓门口赶上了西吉斯蒙德-马库斯。“小奥斯卡!”马库斯不胜惊讶地说,“你说说看,他们为什么这样对待马库斯?我干了什么错事,他们要这副样子对待我?”我也不知道马库斯干过些什么,便拉住他那汗湿了的手,领他走出公墓的敞开着的铸铁大门。我们两个,我的鼓的保护人和我这个鼓手,也可能就是他的鼓手,我们迎面遇上了舒格尔-莱奥,他同我们一样也相信天堂。马库斯认识莱奥,因为莱奥是全城的知名人物。我也听人讲过舒格尔-莱奥,当他还在神学院的时候,在红日当空的一天,世界、天主教的七件圣事、信仰、天堂和地狱、生与死在他头脑里全都倒了个儿。从此以后,莱奥对世界的看法虽然是癫狂的,但却完美无缺,光芒四射。舒格尔-莱奥的职业,是穿着过分宽大而晃动的服装,戴着白手套,在葬礼之后——只要举行葬礼,他就闻风而至,从来也瞒不过他——等候送葬的人们。马库斯和我都知道,他是由于职业的缘故才站在布伦陶公墓的铸铁大门前,戴着温情脉脉的手套,转动着海水般蓝的眼睛,嘴里一直淌着涎水,对送葬的人们唾沫四溅地大讲废话。这一天是在五月中旬,阳光明媚。树篱和树林上鸟儿成群。咯咯叫的母鸡通过它们的蛋来象征不朽。空中嗡嗡声。大地新披绿装,清新无尘。舒格尔-莱奥戴着手套,左手拿着破旧的礼帽,右手伸开五指,踏着轻盈的舞步——因为他确实受了神恩——朝马库斯和我迎面而来。虽然没有一丝风,他却仿佛站在风中,身子向我们倾斜,脑袋歪向一边。马库斯先是犹豫了一下,随后把没戴手套的手伸过去,被莱奥戴手套的手握住。这时莱奥流着口水,结结巴巴地说:“多美的日子!现在她已经到了那个样样都便宜的地方。你们见到天主了吗?他刚走过,匆匆忙忙的。阿门。”我们也说:“阿门!”马库斯不仅附和莱奥关于天气的说法,而且还说他看到了天主。我们背后的公墓里,送葬人群的声音越来越近了。马库斯从莱奥的手套里挣脱了手,总算还来得及给他酒钱,像他平素那样地瞥了我一眼,仿佛有人追他似的匆匆向停在布伦陶邮局门口等候的出租汽车走去。汽车扬起尘土,遮掩了逐渐消失的马库斯。我还在目送他时,特鲁钦斯基大娘已经再度拉住了我的手。他们结成大帮小帮地走来。舒格尔-莱奥对所有的人表示慰问,请送葬的人们注意美好的天气,逢人便问是否见到了天主,照例得到了或多或少的酒钱,或者分文也捞不到。马策拉特和扬-布朗斯基付钱给抬棺人、掘墓人、教堂司事和维恩克圣下。圣下窘困地叹着气,让舒格尔-莱奥吻他的手,然后用被吻过的手向渐渐四下散去的送葬者打起祝福的手势。我们,我的外祖母、她的哥哥文岑特、布朗斯基夫妇和两个孩子、没带妻子的格雷夫以及格蕾欣-舍夫勒,坐上两辆普通的运货马车,经过戈尔德克鲁格,穿过森林,越过附近的波兰边界,到比绍采石场去赴葬礼晚餐。文岑特-布朗斯基的农舍坐落在一个坑洼儿里。门前几棵白杨树,据说是可以用来避雷电的。他们转动铰链,打开了谷仓的门,让门倒在锯木架上,然后铺上桌布。左邻右舍还来了不少人。做这顿饭花了不少时间。我们在谷仓门口聚餐。格蕾欣-舍夫勒让我坐在她身上。先是油腻的,接着是甜的,随后又是油腻的,土豆烧酒,啤酒,一只鹅,一头小猪,香肠蛋糕,糖醋南瓜,酸乳脂拌果汁麦糊。傍晚,起了点风,吹进敞开门的谷仓,耗子在里面乱钻乱跑,布朗斯基家的孩子同邻家的孩子们占领了院子。他们点起煤油灯,在桌上玩施卡特。土豆烧酒还摆在那里。还有自制的鸡蛋利口酒,这东西引起了大家的兴趣。不喝酒的格雷夫唱了几支歌。卡舒贝人也唱了起来。马策拉特第一个发牌,扬第二,砖窑上的领班第三。现在我才注意到,我可怜的妈妈不在了。他们玩牌一直玩到深夜。可是逢到打红心,三个男的谁也赢不了。有一盘打红心五一点,扬-布朗斯基完全莫名其妙地输了。这时,我听见他小声对马策拉特说:“要是阿格内斯打,准赢。”我从格蕾欣-舍夫勒的膝上滑下来,在外面找到了外祖母和她的哥哥文岑特。他们坐在一根车辕上。文岑特用波兰语低声对星星说话。外祖母已经哭不出来了,她让我钻进裙子底下。今天有谁让我钻进裙子底下呢?有谁替我隔住日光和灯光呢?有谁给我闻那种融化着的、易臭的黄油的气味呢?外祖母把它存放在裙子底下,给我吃,使我发胖,我也就尝到了甜头。我在四条裙子底下睡着了,离我可怜的妈妈起源的地方近在飓尺。我同她一样安静,虽然不像躺在一口小棺材里的她那样不再呼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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